昨天(7月21日)有媒體報道說，7月18日，黑龍江伊春市有關部門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公安機關處理多起利用互聯網詆毀我市形象案件》的通報稱，伊春市公安機關“對在互聯網上發布詆毀該市形象‘打油詩’的多名行為人進行了相應的處罰”：“今年5月，鐵力市居民王某某、蔣某某，伊春區居民侯某某、莫某某先后在眾多微信群內肆意發布詆毀伊春市形象的‘打油詩’，給社會造成惡劣的影響，公安機關將此案偵破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法相關條款治安拘留4人，教育訓誡2人”。
伊春市有關部門的上述通報引發輿論關注。利用治安法打擊和制裁表達主觀感受的言論，這種裁量是否符合立法本意，法律適用是否恰當，行為與處罰是否對應，立法機構和法律監督機構都應及時介入，給公眾以交待，為行為劃新界。實際上，公眾輿論之所以對上述通報反應強烈，正在于伊春市有關部門對治安法的適用實踐，已經超出了公眾對治安法乃至對法律的一般理解與遵循。
所謂“打油詩”，雖難登文學的大雅之堂，拿不上詩歌詞賦的臺面，但也仍然是文藝表達的一種形式。有關部門既然通報某些公民的言論形式為“打油詩”，這就實已認定其言論非為誹謗，更非為勒索。而以“打油詩”形式表達的言論，又如何能構成治安法所制裁的行為，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何在呢?
從上述通報看，因“打油詩”被治安法處罰的行為人，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只能是“詆毀伊春市形象”，以及“給社會造成惡劣的影響”。不過，既是“打油詩”，說到底也是“詩”之一類，也無非是語言不那么講究甚或有些粗俗、但卻易記上口的順口溜罷了。眾所周知，所謂“打油詩”，大都夸張、詼諧不嚴謹，言“詩”所不便言，歌“詞”所不能歌。然而，無論“打油詩”如何言寫，它也只是言寫者的主觀感受及其表達能力和水平結合的產物。對同一件事，智者仁者看法對立，甚至智者圈內、仁者之間對同一件事的相同看法，其表達形式也大有不同，這些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顯然，一個人主觀認為構成“詆毀”的言論，在其他人眼里可能只是輕描淡寫的說辭。當然，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哪一個人的主觀認識如何，其主觀認識是否就是定奪某種行為的標準，而在于所謂“詆毀”是否為治安法制裁的客體，以及“打油詩”能否構成治安法所制裁行為的必備要件。如果那些“打油詩”不過是言詞激烈甚至出格一些的批評意見，不過是對政府相關部門工作及其成果表達不滿的諷刺和嘲笑，那么，動用治安法對此處罰，就是對法律的不當適用。
的確，在現實中，所謂形象也是投資環境之一種。詆毀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投資環境的損害。但是，“打油詩”既是一種文藝化的主觀表達，其效果是否一定就會“給社會造成惡劣的影響”，這是大可商榷的一件事。因為“打油詩”的聞觀者，其反應也只是一種主觀的反應而已。這就如同聞觀上述“打油詩”事件的人，其主觀反應是與“打油詩”“給社會造成惡劣的影響”相反，還是會對伊春市的形象乃至投資環境產生其他什么反應，這不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嘛。
一般而言，言之有物之物總要有所指。如果聞“指”即怒，動怒即抓人，那么，大話空話套話假話就有空間。如此，則李白杜甫也必成詆毀夸張的典型，其“影響”之大，不早該被拿進大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