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鄰韓國教育的“內卷”已經人盡皆知，在中國的“雙減”落地前，韓國早已做出過嘗試,“減負”，關閉教育機構等，但最后新興改革無法抵擋巨大的歷史慣性，韓國“雙減”政策以失敗收場，并以教育培訓機構興起、取締以及再次繁榮為主要表現。韓國“雙減”長期處于想落實卻無法真正落實的境地。
論他國之經驗，得我國之機遇，通過分析韓國“雙減”政策的出臺背景、主要內容、實施成效以及失敗原因，可為我國提供啟示。
01
韓國“雙減”的出臺背景
韓國“雙減”政策出臺背景可基于經濟發展、社會風氣、政府考量三個角度進行分析。經濟高速發展對教育質量與高層次人才的要求逐漸提升，進而在原本就注重“立身揚名”的韓國社會中形成教育高壓，在此背景下政府意識到教育系統內耗問題，以控制教育培訓機構過度發展為主要抓手，探索教育減負政策。
社會發展亟需高水平人才
伴隨“漢江奇跡”，韓國經濟騰飛，社會表達出對高水平人才的極度渴求：一方面，韓國經濟發展離不開高質量教育體系支撐。韓國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法律政策，強調人才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韓國向來重視文化教育，20世紀60年代初韓國公民的識字率已高達80%，重視知識教育已然成為韓國的社會風尚。與此同時，畢業于高水平院校的人才在社會中的地位、收入都相對更高，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名望，因此韓國社會崇尚高質量教育資源，學生及其家長更熱衷于考入名校。
名校意識誘發教育內卷
20 世紀70 年代，韓國實現經濟騰飛，而人民也真切認識到“知識改變命運”的重要性，渴望擁有高質量教育資源，至此以名校意識為主要表現的教育內卷逐漸形成。韓國的各級各類考試本質上為高考服務，若高考能考入一流名校，則可以獲得更具競爭力的學歷、薪水更高的職業，成為社會的“中產階級”或以上，因此可將考入名校視為促進韓國社會階層流動的一種方式。韓國高考在唯升學的現實情況作用下，課外輔導以及極端學習方式，環境上出現嚴重的內卷現象。
社會重擔下的政府考量
20世紀70年代，韓國已然形成濃重的教育內卷環境，多利益相關主體不堪重負，而政府逐漸意識到潛在的社會風險。一方面，教育高壓環境驅使學生對課外活動和個人興趣缺乏關注，教師對學生個性缺乏深度挖掘，因材施教表現不足，使學生發展趨于單一，缺乏個性化成長。另一方面，應試教育干擾正常教學秩序，課程缺乏靈活性，教學偏向注入式，對學生道德文明等方面關注較少。面對教育內卷帶來的社會風險，韓國政府決心改變教育現狀，于20 世紀70 年代開啟類似于我國“雙減”的改革之路。
02
韓國“雙減”做到了什么？
韓國“雙減”政策內容有且不局限于減輕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內作業負擔與校外培訓負擔，以整治教育內卷亂象為出發點的政策均囊括其中，可將其視為肅清教育風氣的廣義概念。綜觀韓國“雙減”政策可發現主要內容涵蓋兩項：一方面，從制度變革入手，推行義務教育階段的“平準化教育”政策；另一方面，從校外教育入手，取締校外補習機構，維護教育公平。但三十余年改革憾以失敗告終，“英才教育”思想代替“平準化教育”，校外補習機構又重新走向繁盛，進而將韓國教育推向極致高壓。
變革入學制度，推行“平準化教育”政策
20世紀60年代末，韓國學生義務教育階段的升學壓力很大，競爭也十分激烈，無論是中考，還是高考，都以進名校為目標，因此形成嚴重的教育內卷現象。為解決擇校問題，推進教育公平發展，“平準化教育”政策正式出臺，并開啟了三十余年的探索之路。“平準化教育”指的是以平衡、標準發展為綱的教育，即在教育質量達標的基礎上實現最大程度的統一與公平，以推進初高中入學制度改革為抓手，減輕學生學業壓力為目標。
改革校外教育，打壓并取締校外補習機構
20世紀70年代，韓國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環境日漸改善，民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望愈加強烈。
韓國三所頂尖高校被稱為SKY，分別是：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畢業生涉及韓國政法、商業、學術、醫療、文藝等各個領域，掌握著韓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命脈。韓國學生在課余時間去補習班補課進而考入名校，是踏上了一條社會階層晉升之路，補習人數增加引發“劇場效應”，為不甘人后，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在課余時間進入補習班學習，導致學生學業壓力增大、家長經濟負擔加劇、學校教育規律失衡、考試競爭程度極強。
為解決這一問題，韓國政府于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探索規范并取締校外補習機構的系列政策，并于20世紀80年代初，開展新一輪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嚴格打壓。
一方面，秉持教育公平原則，教育培訓機構遭受滅頂之災。為防止校外輔導行業過熱，進而使教育變成普通家庭比拼財力才能獲得的資源，政府方面嚴格打壓并取締校外培訓機構。與此同時，韓國政府牽頭成立30余個“課外培訓稽查隊”，專門負責糾察打壓全國各地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一時間各類培訓機構明面上被取締。
另一方面，學生及家長意識到，即便小學、初中、高中教育壓力降低，但唯分數論調下的高考仍然存在，因此私下里各種形式的校外培訓不曾停止，甚至與政府形成斗智斗勇的犄角之勢。
首先，經濟實力強的家庭有多種途徑獲得校外培訓教育資源。在市場需求極大的現實情況下，私下進行的教育培訓價格因存在風險反而飆升，補習教師供不應求，補習形式多種多樣：富裕家庭聘請教師到別墅授課，即著名的“別墅補習”；以親戚、保姆、清潔工等名義聘請教師來家中“打掃衛生”；培訓場地隨時變化，可在郊區的民房，也可在隨時移動的車中等。“課外培訓稽查隊”很難精準對形式多樣的補習行為進行監督與打壓，因此執行成效欠佳。
中產階層以下家庭提出強烈抗議，私下教育培訓因價格飆升已成為有錢人家的專屬，屬于中產階層以下的教育資源被嚴重剝奪。取締校外培訓機構不僅沒有實現教育資源公平的初心，反而加劇了教育資源的搶奪。因此，中下層家庭強烈呼吁政府重新開放校外培訓機構，甚至紛紛走上街頭為爭取受教育權利高聲吶喊。最后，20世紀90年代末，取締校外培訓機構的禁令幾乎已經名存實亡，高中學生幾乎全部進入補習班進行課外輔導。30年的“雙減”探索以失敗告終，即政府憑借政策執行已很難改變教育極致高壓這一現實。
基于無法扭轉教育內卷，韓國“雙減”政策三十余年改革憾以失敗而終。但是凡事皆有利弊雙面性，立足于積極角度，一方面，“平準化教育”政策創造出搖號上學、劃片入學等解決途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競爭，推進了教育資源的相對公平。另一方面，政策探索為韓國今日仍在進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
韓國社會意識到子女教育問題的嚴重性，并通過不生育來規避風險，進而引發出更嚴重的生育率極低這一社會問題。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發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況報告》顯示，韓國總生育率（指該國家或地區婦女在育齡階段，每位婦女的生育子女數量）為1.1，連續兩年世界排名倒數第一。
03
韓國“雙減”為什么失敗
韓國“雙減”政策沒有緩解教育高壓現狀，可以認為是其政治體制框架下多原因綜合作用導致的歷史必然。韓國實行總統共和制，但由于歷史發展的特殊原因，政治建設與財閥企業之間關系密切，韓國排名前十的財閥企業貢獻產值基本達到韓國整體GDP八成以上，因此無論是韓國的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無法輕視財閥龐大的勢力。在韓國實行“雙減”政策過程中，無論是“平準化教育”還是取締校外補習機構均可視為對財閥利益的侵占，在此層面不難理解韓國“雙減”政策注定失敗。但本研究主要基于教育視角，力圖從科舉高考影響、配套政策缺位、雙規制運營慘淡三方面深度剖析其失敗原因。
受古代科舉與現代高考雙重影響，韓國考試競爭根深蒂固。基于歷史維度，韓國受科舉傳統影響，倡導“立身揚名”的價值體系，十分重視教育與功名。科舉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曾“出口”至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并且對其社會文化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受科舉文化影響的國家或地區共同構建成東亞科舉文化圈。
其中，韓國科舉成為除中國以外最為完備的科舉制度，自高麗朝光宗九年(公元958年)創立科舉制度伊始，于李朝高宗三十一年(公元1894 年)停擺，韓國科舉制走過風風雨雨936年的歷程。受到科舉文化影響，韓國高度重視并倚重考試制度，擁有強烈的“考試情結”，甚至將考試結果作為獲取教育機會的重要抑或唯一依據。因此，韓國社會民眾的功名意識很嚴重，通過考試獲取高水平教育資源幾乎已經成為社會共識，追求考入名校也成為學生的共同目標，也間接成為教育高壓持續不減的隱性影響因素。
韓國電視劇《天空之城》
基于現實維度，高考彰顯出強大的指揮棒效應，以唯分數為主遮蔽教育促進全人培養的本質，進而成為教育內卷現象的直接影響因素。韓國教育高壓無法緩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唯分數論調下高考的指揮棒效應，即使義務教育階段升學壓力減輕，但高考指揮棒仍體現出它的普遍適用性。以高考為基礎的產業鏈也發展的十分龐大，這些因素與高考的強制性和考試本身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特性下，讓韓國政府很難去完全控制它。
其實，韓國“雙減”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治標不治本，改革政策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民心民智程度不匹配。一方面，教育內卷主要以校外補習機構數量眾多為表象，韓國政府便大力打擊并取締補習機構，而忽略了民眾對社會分流的焦慮這一更深層面的原因。在韓國社會中不同職業間地位與收入相差懸殊，沒有學生愿意接受分流，因此無論政府如何打壓校外補習，韓國民眾依然視補習升學為最佳社會階層上升渠道。
另一方面，韓國政府為緩解中小學階段的考試競爭壓力而推行“平準化教育”，但在高考強大指揮棒效應引導下教育競爭絕不會消減。反而“平準化教育”倡導的均衡發展理念，與韓國21世紀初精英人才發展戰略有所沖突，因此終究被“英才教育”所取代。
實際上，韓國教育培訓機構已經發展為強大的產業，大量資本介入教培行業應成為韓國政府打擊的重點，但由于政治體制的原因，韓國政府無法通過資本撤銷使得教育跳出經濟屬性藩籬，重新回歸公益屬性。與此同時，韓國“雙減”的配套支撐政策相對較少，沒有形成政策出臺、落實、反饋、改進的可持續發展思路。因此當“雙減”政策落實情況沒有達到預期設想，甚至遭到社會多方主體的不理解與質疑時，便很難堅定地將緩解教育高壓、維護教育公平理念推行下去。
同時，韓國政府也意識到教育分流對緩解考試競爭壓力的積極影響，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民眾卻帶有規避意識。韓國從高中開始進行教育分流，根據韓國《學校教育法》規定，高中教育建立在初中教育基礎上，為了適應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實施高等普通教育或專業教育。其中高等普通教育相當于“高中”，專業教育相當于“職業教育”，因此高中成為學生教育分流的重要轉折點，直接影響其未來專業、工作乃至社會階層。
若教育分流可以得到民眾的認可，則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各類考試的競爭壓力，即學生分流在各自賽道中成長，并且實現分類特色發展。例如，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和德國教育雙軌制度便作出了良好的示范，既為選拔精英人才服務，又能夠實現社會分工分流。
但20世紀末韓國社會階層意識顯著，政策在落實過程中受到不可避免的阻力，其核心問題在于教育分流后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差距過大。因此，教育分流后的學生未來獲得的待遇與機會不對稱，在韓國民眾看來普通教育的回報率遠遠超過專業教育，所以他們仍要將學生送進補習班補習，希望通過中考選拔先進入普通教育高中。
由此看來，當時的韓國社會沒有實行教育分流的理念基礎，社會階層上升渠道仍以考入名校為主。學生目標一致性驅使考試競爭程度不會降低，韓國教育高壓現狀難以改變，而“雙減”政策只能是揚湯止沸，并非釜底抽薪，失敗便也成為歷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