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省人大一項針對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的最新調研發現：高額的補課費用，成為遼寧普通市民家庭的最大支出。當地媒體在調研中也發現，在沈陽等城市，不少家庭用于課外培訓、補課的費用，高達5萬元以上。僅一門英語就高達12000-15000元，幾乎是家家都給孩子補習，少則三項，多則五六項。
家庭的補課負擔，背后是學生的課業負擔。問題的表現、成因、危害以及對策，全國“同一題”，年年講、人人講，而問題卻在原地踏足踏。為什么此題無解?因為補課現象背后有著兩大“閉環”。
一是，要抑制家長、學生的補課沖動，就要改變現行招生考試制度，改變單一的分數評價。而增加主觀評價指標，制度執行可能變形走樣，利益尋租可能潛滋暗長，底層學生家長更加難以消除公平焦慮。所以，“唯分是舉”是教育部門目前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借助補課“加分”又是家長和學生應對考試的沒有辦法的辦法。
二是，學生課業減負，更多減的是完成課業的時間，而不是課程內容的負擔。一些學有壓力的孩子就要設法尋求課后或課外的“補差”，學有余力的孩子在家長功利心態的綁架下，又要忙于“提優”。校內不給補，校外有課補，孩子們自然要涌向圍墻之外的培訓機構。進一步說，校內校外都不讓補，孩子放學、放假后可以去哪里?尤其是低年級孩子，家長不可能在家陪伴，出于安全、社交等考慮，也要選擇補課。
兩個“補課閉環”，忙煞家長，跑累學生，當然，樂壞了校外培訓機構。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各地都在嚴查校外培訓機構“強化應試、超標教學、超前教學”的行為，而家庭承受的補課負擔，事實上未減反增。因為一些培訓班、一些培訓課程被叫停，而家長的補課訴求并未得到合理回應和排解，他們只能自行團課，自行租房，小班化教學，隱蔽化運行。有條件的城市家庭則把孩子送到查控補課相對寬松的郊外名校寄讀。相比之前一公里之內的校外培訓，家長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都有明顯增加。
為什么“按下葫蘆浮起瓢”?因為教育主管部門發現了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而忽視了問題的源頭，恰恰是他們的制度設計。頭痛醫腳，避重就輕，問題怎能求得正解?高考、中考制度難以一步推進多元評價、綜合評價，但是，減負也還是有一定操作空間。遼寧省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建議，應當鼓勵和支持廣大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后服務責任。在學生家長自愿的基礎上，按照廣大家長的訴求，允許學生在校上晚自習，允許家長委員會聘請教師為學生答疑，自愿繳納必要費用。——校內補課問題，不能“一刀切”，可以“切一刀”，因為學生的課后時間安排，校內不有效利用，校外就必然強勢占領。
而課業負擔乃至許多教育問題，都不是簡單的孤立的教育問題?，F在的中小學生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因為家長都有“輸不起”的心態，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過度關注，過分焦慮，又伴生“等不及”“坐不住”的狀態。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迫使一些家長從幼兒園就開始“夾塞”“搶跑”。更堪憂慮的是，當下教育問題的普遍存在，又在制造新的“閉環”。二孩政策放開后，好多育齡夫婦選擇不生，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孩子的教育，經濟成本、時間成本難以承受。一個孩子讀書，已經讓他們忙得雞飛狗跳、累得心驚肉跳，還敢再生嗎?而面對一個孩子，“輸不起”的意念又時時激活他們“搶跑”的沖動。
考量家庭富足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恩格爾系數，即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如果計算家庭的教育支出呢?表面上看，教育支出越大，家庭應該越富有，而事實上，在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其他各大類消費支出的增速都明顯趨緩。這就意味著，教育消費的過分擴大，可能會對我國居民的其他消費產生較大的抑制作用，難以拉動內需。
教育的問題，不只是教育問題，可能是經濟問題，可能是社會問題。有識之士指出，教育的本質在教育之外，要揭示和解決教育的本質，不僅僅要在教育子系統中去尋求答案和解決辦法，更要在與教育子系統密切相關的文化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等，特別是在對教育子系統具有更大約束力的社會、行政等更大的系統中尋求正解。
